近日，中国经济信息社联合包头稀土产品交易所共同发布三季度中国稀土产业景气指数，对市场表现、生产经营、员工情况、技术创新、库存状况和融资情况等指标进行评价，有效佐证过去稀土市场的运行状态，反映当下市场活跃度和产业内经营情况，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我国未来稀土产品市场的走势。
包头稀土产品交易所办公室主任李殿卿表示：“包头稀土产业交易所共打造了三个创新指数，对于平抑价格巨幅波动和提供价格避险工具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稀土产品价格过高或过低都会对产业产生不利影响，我们建设稀交所就是要为产业发展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让稀土行业的发展更加深入融入全球数字经济的大环境之中。”
产业数字化已是大势所趋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大宗商品产业链、供应链带来极为严峻的考验，对我国大宗商品供应链安全和国际经济基本秩序也提出了新的挑战。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一直是全球稀土供应的大国，随着稀土新材料的发展和全球对稀土资源多元开发的重视，这一局面正在发生快速转变，国外稀土资源勘探和开发项目日益增多，稀土应用也随着资源供应的增加而更加广泛，国内外稀土上下游企业如何稳定产业链和供应链正在进行有益探索。”内蒙古包钢稀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海峰说。
面对这样的变革，我国北方稀土产业一直在做新的谋划。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会长周旭表示，疫情当中，数字经济展现出了强大的抗冲击能力和发展韧性，在维持消费、保障就业、稳定市场、提振经济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他坦言，第四次工业革命不仅表现在新材料、新能源、新工艺等影响生产力的单一技术进步，更表现在互联网、物联网和智能技术等影响生产关系技术进步。
美国哈佛大学研究表明，全球市值最大的100家互联网企业，有60家主要收入来自平台商业模式，而位居前15位的公司，无一例外都采用了平台模式。2016年12月23日，全球十大平台经济体总市值超过了十大传统公司。2017年，CBInsigts发布的全球100家独角兽名单中，有70%是利用平台模式助力其商业模式快速转型和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我们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消费互联网—产业互联网、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是必须要尽早做成的。”周旭说道。
“十三五”期间，六大稀土集团完成对全国所有稀土开采、冶炼分离、资源综合利用企业的整合，稀土在节能、环保领域的应用前景广阔，市场需求大幅增加。“下游应用逐渐扩大，更加需要上游提供高质产品，价格更加稳定，以便下游产品成本更加可控，反过来也说明了稀土行业必须要积极谋变，创新发展。”刘海峰说。
我国稀土产业发展仍有困惑
客观来看，我国稀土产业整体处于世界稀土产业链的中低端，高端材料和器件与先进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缺乏众多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稀土前端产品生产能力过剩与下游产业链延伸不够，使得稀土产品价格低位运行，稀土企业利润率偏低。”刘海峰说道。
据中国农业大学期货与金融衍生品研究中心主任常清分析，近几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稀土行业发展的重大政策，优化了行业发展的外部环境，为稀土环境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条件。但稀土行业总体来说仍是相对粗放发展、问题众多，行业发展的最大障碍在于缺少一个高效透明的市场和价格上的话语权。
周旭介绍，我国企业的现状是大多处于价值链的低端、产业链低中端的加工生产环节，技术水平和利润水平较低;企业散、小、弱，且未能形成产业联盟，在采购价格、销售价格的制定上均无话语权;生产经营易受国际市场影响，国际市场竞争力低下。
这些现状造成了一个困境：国际金融寡头、行业垄断企业和国际炒家，在能源、资源和原材料发起价格战，从而在全球资源配置上对国际市场和营销网络加强控制，两头夹击之下，我国企业只能被迫接受国际炒家的最后定价。
据上海钢联我的有色事业部总经理李旬介绍，从贸易结构来看，长期以来我国稀土初级产品和原料占稀土出口贸易的比重很大。初期产品和原材料的附加值低，使得我国稀土贸易平均效益低。往年，由于出口配额分配的限制，我国稀土贸易结构有所改善。而进口方面，五年内我国稀土矿进口量持续增加，到2018年，我国不仅仅是稀土出口第一大国，且是稀土进口第一大国。
另外，我国稀土贸易产品出口集中度程度比较高，基本在日本、美国和德国，无论从历史上还是近几年的数据来看，这三个国家都是我国的稀土贸易大国，而贸易集中程度过高有可能会形成买方市场，对我国掌控稀土定价权不利。
内外问题，造成了我国稀土产业发展的迟滞。李旬介绍，根据海关数据显示，我们可以得知稀土永磁产品占贸易总额的比重与稀土半成产品的比重基本持平。但业内应当意识到，跟某些掌控了稀土专利的贸易大国相比，我国的稀土贸易结构仍然不尽如如意，在行业话语权方面仍没有占据根本优势。
李殿卿表示，加速构建支撑高质量发展现代稀土产业体系，不断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其中，尽快实现稀土资源和产品交易的数字化甚为必要。
破局需要资源产品交易数字化
在新形势下，我国经济进入了新的发展轨道。周旭表示，大宗商品市场的规模增速也出现了适度的回落，稀土产业发展不能再依靠过去的规模扩张模式，必须要转变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转向“质量效率”，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周旭认为，以数字化推动传统产业升级，要经历一个由大到强的发展过程：从供给侧出发，通过增强满足消费者多样化、个性化需求的有效供给，形成新的产业、新的业态、新的资源，创造新的价值;通过供应链的整合、优化、协同，形成新的质量效率型的生产组织方式和新的发展模式。
“互联网平台经济是生产力新的组织方式，是经济发展新动能，对优化资源配置、促进跨界融通发展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推动产业升级、拓展消费市场尤其是增加就业，都有重要作用。”李殿卿说道。
周旭总结说：“稀土产品现货电子交易市场主要侧重于围绕全产品生命周期的全产业链服务集成和全流程供应链协同管理，应重点从三方面进行创新。一是数字引领的模式再造，二是协同整合的能力再造，三是降本增效的服务再造。”
包头稀土产品交易所按照这一理念，通过分析稀土行业情况，与稀土企业深度交易流，并调研国内标杆现货交易市场，借鉴了伦敦金属交易所(LME)、上海黄金交易所等国内外现货交易所的交易方式，于2018年底研发了符合稀土行业发展的交易方式，建立了四个交易市场。
未来，对于如何构建完善的数字化交易模式，周旭有自己的观点：数字经济是理念，平台经济是方法，现代供应链是模式。未来要从形成一套数字发展理论、攻克一系列关键技术、制定一批行业标准、研发一个服务平台、培育一批试点示范企业、建设一个协同创新网络方面多多发力，提高供应链协同效率。以平台为核心完善供应链体系，增强供应链协同和整合能力，创新流通组织方式，提高流通集约化水平，让数字经济推动稀土产业高质量发展。(科技日报记者 张景阳 通讯员 李宝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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