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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朦胧的镜子——
司马迁笔下的矛盾与冲突》
“海外司马迁与史记研究丛书”第二种
一部经典的海外汉学作品，
一种解读《史记》与司马迁的新视野
我们以史为鉴，
却为什么又说《史记》这面镜子有些朦胧？
〔美〕杜润德 著
丁波 丁慧添 译
ISBN：978-7-100-22298-3
开本：32开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23年5月
定价：6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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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目录
导 言 1
第一章 孔子二世的挫折 17
第二章 司马迁笔下的孔子 55
第三章 司马迁、六艺和《春秋》 81
第四章 亡父和活着的记忆 111
第五章 名垂青史 149
第六章 思想者或讲述者 180
结 语 210
参考文献 214
译后记 230
内容简介
本书是欧美学界对《史记》与司马迁研究的经典著作，作者杜润德是美国汉学界史记学研究领域最负盛名的学者之一，中译本属于“海外司马迁与史记研究丛书”第二种。
全书共六章。第一章中作者探讨了司马迁写史的历史背景，第二章介绍了司马迁所描述的孔子，第三章追溯了中国古代六经传统与司马迁对儒家经典所做出的贡献；第四、第五两章考察了司马迁对中国早期最有影响力的两部著作《左传》和《战国策》的改编问题。最后一章，探索了后世学者试图在《史记》中寻求一个连贯一致的理念的问题。在本书中，作者系统地介绍了司马迁的历史世界，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史记》文本的文学性研究之上，对司马迁内心世界的精辟分析得到了美国汉学界的高度评价。
作译者简介
作者杜润德（Stephen Durrant），教授，现任教于美国俄勒冈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为当代美国汉学界中极具影响力的《史记》研究学者。杜润德教授在《史记》研究领域重要贡献主要体现于1995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专著The Cloudy Mirror :Tension and Conflict in the Writings of Sima Qian（《朦胧的镜子：司马迁笔下的矛盾与冲突》），合著The Siren and the Sage: Knowledge and Wisdom in Ancient Greece and China（《海妖与圣人：古希腊和古典中国的知识与智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
译者丁波，历史学博士，编审。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北京史记研究会会长，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尤其在《史记》方面用力最多。在《史学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学术研究》等核心期刊发表《史记•将相表倒书考》等学术论文20余篇。
导 言
（节 选）
“博学于文，约之以礼”
——《论语》
乐维在他关于中国伟大的学者司马迁（公元前145—前86？）的历史小说的“序言”中这样写道：“中国的历史，从开端到公元前110年，某种程度上与一个人的史书密切相关。”乐维是对的，离开司马迁的鸿篇巨制 ——130卷的《史记》，中国的古代无从谈起，而它明显带有特殊的个人著史的作者印记。关于司马迁生活的传记资料十分稀缺，导致只能从他自己的记载中去寻找。换言之，我们关于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史家司马迁的认识，都来自其自传性质的《太史公自序》。在《史记》最后一卷，司马迁以一段简短的家族历史开篇，引用了其父关于古代各个学派优劣的文章。然后，他提到了自己：“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
《太史公自序》中的这些叙述揭示了司马迁生活和工作中的一种基本矛盾。在第一句中，司马迁描绘了一幅田园画：一个幼童在暖和的山坡上放牧，黄河从山边流过。司马迁的出生地龙门，是一个充满神话色彩的地方。龙门位于现在西安东北约120公里，向南流的黄河在此处变窄并穿山而过。《尚书》中记载，传说中治理洪水的大禹，疏通黄河，从积石山引流，开凿龙门。另一个版本则略带奇幻，大禹拯救世界的途中，在龙门进入了一个漆黑的山洞，他背负火把，遇到一位神仙，神仙送给他完成使命的工具。为了纪念大禹的功劳，龙门有时也被称为“禹门”。
在司马迁之后很晚的记载中提到，鲤鱼聚集于龙门急流底端拼命向上跃起。大多数的鲤鱼都失败了，“点额而还”。那些成功跃过龙门的，变成龙，乘风而去。这个故事在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是否流传已不知其详，但可以肯定的是，司马迁知道大禹的故事。当司马迁讲述自己的广泛游历时，他提到的第一个地方就是会稽的“禹穴”，据说龙门的开凿者大禹就埋葬在那里。
在他前面自述的第二句中，司马迁从悠然的龙门耕牧生活转向了求学：“年十岁则诵古文。”司马迁所说的“古文”历来有争议。一些评论者相信古文就是指古代的典籍，或者特指一套先秦时期保存下来的古代文献；另外一些评论者则认为古文是特指司马迁最尊敬的老师之一孔安国（约公元前125年）所传的古文《尚书》。可以肯定的是，当司马迁开始接受正规教育时，他已离开龙门附近的河山之阳，与他父亲一起在西汉的都城生活。
就在司马迁到长安的五十多年前，汉高祖（公元前206年—前195年在位）决定以长安为都城，这个地方也曾是汉之前两个朝代西周（约公元前1045年—前771年）和秦（公元前221年—前206年）的都城。汉代之前，长安损毁严重。汉代长安作为一座新城，修建在渭河之南，即现在的西安西北郊。汉高祖修建了两座大的宫殿，相国萧何负责具体修建工作。新城的城墙周长约14英里，圈起了一个13平方英里的空间，这是在汉高祖的儿子汉惠帝（公元前194年—前188年在位）时期完成的。新的都城则在汉武帝（公元前141年—前87年）统治前期随着几座新宫殿的兴建而最终完工。因此，当年幼的司马迁首次参观长安时，新城已经基本建设完工，它让这个从龙门附近山中走出的少年眼前一亮。长安是“四方的中心”，是连接天和地的轴心，是传统的象征，也是秩序的焦点。城墙以面向基本方位为导向，南城墙和东城墙笔直延伸了三英里多，而北城墙和西城墙的形状不规则，可能是模仿某些星座。每一堵城墙的三扇门，打开了穿过城市的宽阔大道，巨大的宫殿建筑群位于道路的尽头。司马迁去世一个半世纪后，另外一位历史学家班固（32—92）回顾了长安的辉煌，
他写道：
防御之阻，则天地之隩区焉。是故横被六合，三成帝畿。周以龙兴，秦以虎视。及至大汉受命而都之也，仰悟东井之精，俯协《河图》之灵。
长安、龙门这两个地方——“龙门”和“永久平安”——是地理符号，把它们对立，就会绷紧甚至撕裂司马迁著作的结构。龙门是一个充满想象和神话的田园，在这个地方，司马迁将自己描写为一个温暖山坡上的牧童。如同它得名的由来，龙门让人充满想象，孕育了无尽的故事。长安，它的名字中蕴含着平静和稳定，是一个能够提供学习机会和充满秩序的地方，司马迁在此学习那些蕴含着古代传统的“古文”。
通过冲突和对立来分析司马迁的著作并不新鲜。李长之在他的代表作《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中认为，司马迁的生活和作品中存在一种冲突，表现为汉初仍然盛行的南方楚文化中的浪漫主义和周文化中的古典主义之间的冲突，前者最终战胜了后者。李长之将司马迁的浪漫主义描述为：“驰骋，冲决，豪气，追求无限，苦闷，深情。”李长之启发了我，但我对司马迁的浪漫主义认识与他略有不同。他使用的“浪漫”，在中国古代汉语中没有这样的词汇，它是源自西方的词汇。此外，浪漫这个词容易产生歧义和误解，我在这里不愿意使用。最后，“浪漫”与“古典” 的对立，不符合中国古代文学传统，它是西方历史特定时期的产物。
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9年），中国的“至圣”，为我提供了概括司马迁作品中冲突的术语，即“文”与“礼”，《论语》中出现了三次。我们被告知，君子是能实现“文”与“礼”高度统一的人。按照孔子的说法，“文”拓宽了道路，而“礼”通过限制和引导，给人提供正确的路径。孔子暗示，二者缺一不可，少了任何一个，都将过犹不及，打破中庸之道。烦琐的“礼”导致空洞的形式主义，催生了周朝末年儒生中普遍兴起的枯燥的繁 文缛节。过度的“文”会导致感情和情绪泛滥，突破正确的边界，在日益扩大的审美和文学可能性范围中混淆了恰当的辨别。的确，当“文”的地位上升时，传统可能会受到威胁，不是因为文学太少，而是因为太多！
尽管这两个原则之间存在潜在的冲突，但儒家并不把“文” 和“礼”看作矛盾的对立面。相反，二者在君子身上实现完美平衡。狄百瑞在《论语》的注释中指出：“对儒家而言，这些对立的特点（如‘礼’和‘文’）都是必需的、值得赞许的。实现完美生活，二者缺一不可，正如要努力实现中庸就必须生活在这种紧张冲突之中。”当然，“文”就其“模式”的本义而言，是“礼”的基础，“礼”表达了可见的和适当的情绪，这些情绪是 “文”的一部分。“文”和“礼”不能被完全对立。但审美倾向和规范要求必然会产生冲突，我相信，这种冲突贯穿了中华文明的整个进程。方泽林指出了这种冲突的一个细节，他注意到中国最重要的文学作品《诗经》中有“两种阅读”：一种是正当的、充满歉意的，一种是隐秘的、高兴的和危险的。这两种阅读中的第一种，按照我这里设置的对比，是符合“礼”的；第二个则遵循 并符合审美，是“文”的情感模式。
正如我上面提到的，对“文”的追求可能导致文本的危险扩散，也就是说，导致“文”以最具体的形式出现。这种认为文学文化圈子可能变得过于广阔和危险的观点，在我们这个拥有大型图书馆和冗长书目的时代似乎很奇怪。因此，西方的汉学家经常回顾战国时代（公元前403年—前221年），认为那是中国思想的黄金时代，这个时期百家争鸣，新的著作不断涌现。但是从周代晚期到西汉初期的中国学者，把百家争鸣看作是王道衰落的象征，是陷入政治混乱的另一种征兆。在这个时代晚期成书的《庄子》的第三十三章，很典型地表达了对早期学术一统时代的 怀念：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
庄子的文章并没有主张以一种暴力的方式结束时代的混乱，而是把希望寄托在各个学派的优点被温和地统一于一种学术，这种学术是一个整体，类似一个健康的身体，眼睛、耳朵和嘴和谐地发挥作用。这种对政治和哲学一统时代的渴望，针对厌战的世界，以一种乌托邦的形式投射到远古时代，很自然地导致了秦朝对文本的控制和垄断。
秦始皇（公元前221年—前210年在位），在中国历史著作中通常被刻画成一个暴君，他遵循政治统一的路线，对多元的学术进行了近似暴力的镇压。公元前213年，丞相李斯（公元前208年卒）提出了臭名昭著的焚书建议，之后的几年中，据说有460名儒生被活埋，这些有时被看作是秦始皇对诸子百家暴力镇压的证据。秦始皇最关注的是那些对新帝国及其统治的批评，尤其是那些“以古非今”的批评者。史官所藏的非“秦记”之书籍，皆被焚毁。其他国家的记录都把秦国描绘成一个野蛮的敌人，新君主尤其厌恶这些书籍。因此，根据官方的法令，《诗》《书》和百家杂语，私人皆不得收藏，只能由博士官保管。对诸子学术的禁止，正如现代学者钱穆所指出的，针对的可能是师徒之间私相传授的学术，他们传承了古代思想家的传统。
秦始皇“控制文本”政策中的第二个关键部分，被讨论的频率远低于焚书坑儒，即将博士官作为秦帝国新的职官体系的一部分。战国时期，有几个国家曾任命过学者，齐国甚至资助学术，设立稷下学宫，让学者们聚集在那里讨论时政。秦始皇则将这种学术机构作为帝国官僚体系的一部分，甚至可能将齐国的稷下学宫移到了秦国的首都，就一些关键问题向学者们征求意见。当秦始皇的两个批评者侯生和卢生说出“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时，表达的是他们最真实的感受。
秦的骤兴瞬亡，给汉初统治蒙上了一层阴影。尤其令学者不安的是秦始皇对学术思想的控制。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认为，司马迁对历史的概括，就是试图最大程度地抵制对文本的限制和控制，《史记》不仅囊括了不断增加的过去的文本，也采用了能涵盖这些繁杂文本的丰富多样的文学形式。正如我们下面将看到的，司马迁的《史记》大部分直接采用了其他文献材料，也有许多内容就是对早期文献的简单改写。
《史记》是一部集大成之作，它非常符合汉代学术综合的特质。东周（公元前771年—前221年）的分裂和秦的混乱，引发了人们对秩序和安全的强烈关注。这迫使学者们必须如百科全书式博学，也诱使他们试图以一种能为未来提供更可靠基础的方式去整合过去的知识。在哲学领域，《淮南子》和《春秋繁露》这样的著作就反映了这种趋势。就连在艺术领域，汉代的宫殿也是综合作品，这些与《史记》中的精神甚至内容高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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